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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 傳教士進入中國, 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技術。正是由于傳教士的進入, 使得清代中國計量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開始為向近代計量的轉化準備條件。在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知識的影響下,傳統計量的變化首先表現在新概念新單位的出現上。中國古代沒有圓心角的概念, 而自徐光啟與利瑪竇(Mat thieu Ricci , 1552 ～ 1610)合譯了《幾何原本》之后, 建立在圓心角概念基礎上的一般角度概念開始普及, 360°分度體系也開始流行, 這為實現角度計量在單位的統一和與國際接軌方面創造了條件。此外, 時刻制度也由晝夜百刻的劃分方法改成了96刻制。它與角度概念相結合, 進一步發展成與國際時間單位一致的時、分、秒制度, 從而為時間計量的近代化做了鋪墊。與此同時, 還出現了一批新的計量儀器, 例如溫度計、濕度計、機械鐘表、測角儀, 等等。這些儀器與上述新的計量概念的結合, 擴大了傳統計量的范圍, 促成了新的計量分支的萌生。這些新的計量分支一開始就具備了與國際接軌的條件, 它們為中國傳統計量向近代計量的轉化準備了基本條件。
終清一代, 傳統計量的主體仍然是度量衡。清前期對度量衡的管理頗為重視, 從順治朝開始, 就不斷頒發詔書, 要求各地遵循官方頒行的度量衡標準。清代的度量衡管理重視對技術細節的要求, 重視對相關法律條文的制訂。官方頒布的條令, 不但有對度量衡制作具體技術細節的說明, 同時還從法治的角度出發, 對違反度量衡管理要求的行為應受何種懲罰做出具體規定。這些措施的實施, 確保了清前期度量衡量值的基本穩定。
在清代計量發展的歷史上, 康熙朝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康熙皇帝不但對度量衡管理做出種種要求, 而且對度量衡科學也深鉆細研。他熟諳西方科學, 但在制訂度量衡基準時, 卻依然按照漢文化傳統, 努力迎合劉歆樂律累黍說的要求。他為大清帝國制訂出了既兼顧當時度量衡量值的現實, 又在形式上遵循古制的度量衡標準, 為清王朝當時度量衡的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他同時又在親民、便民思想的指導下, 允許民間各種形制度量衡器的存在,從而為清代后期度量衡的混亂埋下了禍根。清晚期的度量衡混亂程度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其嚴重性使得任何一個政治家都不得不正視這一問題的存在。正是這樣的局面, 促成了晚清政府重新開始了在全國范圍內的度量衡改革。這次改革力圖建立科學的計量標準器和管理體系, 為此還專門向國際計量局定制了尺度和重量原器。但此時的清王朝已經是風雨飄搖, 朝不保夕。面對垂死的王朝, 清廷的政治家們再也無力回天, 這就使得這次的度量衡改革難以避免中途夭折的命運。
整體而言, 從明末迄清末, 雖然有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的沖擊, 但在傳統禮教的約束下, 中國計量的主體度量衡卻依然墨守遵古傳統, 在古制約束和近代科學的感召下徘徊。也就是說, 終清一代, 中國計量醞釀著由傳統向近代的轉化, 但并未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因此, 這個時期是中國計量為由傳統向近代的轉化做準備的時期。
二、傳統計量的終結
進入民國以后, 由于各種因素, 清末即已存在的度量衡混亂愈演愈烈。與此同時, 與國際科學的交流卻使人們對度量衡科學的原理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掌握, 在這種情況下, 新成立的民國政府開始了自己的度量衡改革。但由于社會的動蕩, 北洋政府的度量衡改革方案出臺以后, 政府無力推行, 不久即告夭折。在北洋政府的統治時期, 全國范圍內的度量衡混亂狀況比之前朝有增無減。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 開始了認真的度量衡改革。在改革中, 民國政府制訂了合理的度量衡制度,頒布了相關法律, 并進行了行之有效的推廣工作。新的度量衡制度既注意了與國際單位換算的簡便,同時又兼顧了傳統, 在政府的大力推廣之下, 得到了比較好的貫徹執行。雖然由于日本侵華, 導致國土大片淪喪, 使民國政府推行統一度量衡制度的工作沒有也不可能深入到全國各地, 但新度量衡制度的制訂和貫徹執行, 使建立在樂律累黍學說基礎之上的傳統度量衡理論和制度徹底完成了其歷史使命,這是沒有疑義的。
新度量衡制度雖然切近民用, 其推行也取得了很大成績, 但這套制度與國際接軌不夠, 用于表現科學術語時頗多不便, 科學界對之頗有微詞。在政府大力推行新制度的同時, 科學界卻在探討另一套單位基準的術語。計量基準在科學界和民用之間的分離現象, 要等到新中國成立以后, 推行統一的國際單位制, 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
同時, 由于中國科學已經融入了國際科學主流,近代工業也從無到有逐步發展了起來, 這使得科學計量、各類工業計量也都開始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但由于我國長期處于戰亂狀態, 經濟落后, 科學也不發達, 與計量有關的各種基準、標準還是一片空白,除了度量衡以外, 其他計量的溯源(量值傳遞)體系也未建立起來。因此, 還不能說這個時期中國已經實現了計量的近代化。這是一個傳統計量退出歷史舞臺、近代計量蹣跚起步的歷史時期。
三、中國現代計量的建立
新中國的成立, 標志著中國計量事業也翻開了新的一頁, 進入了它的近代時期。
新中國成立伊始, 在計量管理方面一開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對度量衡的統一上。1950 年, 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技術管理局設立度量衡處, 受理國民黨政府留在重慶的有關度量衡卷宗、器具和設備, 同時推進我國的度量衡劃一事業。在度量衡處的努力工作之下, 新中國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度量衡管理暫行條例(草案)》, 以政府條例形式規定了我國度量衡基本制度, 保證了度量衡制度得以快速恢復和統一。與此同時, 我國的計量工作也開始由度量衡管理向一般計量轉化。1952 年8 月, 國家以中國科學院名義向蘇聯等國定購了第一批計量基準器、標準器, 以之作為國家的計量基準、標準。1955年, 中國國家計量局成立, 著手統籌引進計量標準器和計量測試儀器, 推行米制和草擬統一計量制度的條例、法規等。該局成立后, 很快組織建立了推行公制委員會, 并通過該委員會的工作, 大大加快了推行國際通用的公制單位、迅速統一中國計量制度的步伐。1959 年, 國務院發布《關于統一計量制度的命令》, 確定米制為中國基本計量制度。國務院的命令對盡早結束我國計量制度的混亂局面起了重要作用。該命令的頒布, 標志著我國計量事業實現了由傳統的度量衡向近代計量的轉變。
新中國的計量事業一開始就把注意力放在了統一的計量系統、計量技術和國家標準的建立上, 并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20 世紀50 年代～ 60 年代是新中國計量事業發展的第一個高峰, 通過人們的努力,計量管理機構和計量科學研究機構相繼建立, 與國際接軌的一批國家基準陸續建成, 中國計量完成了它從傳統計量中脫胎換骨的歷史轉變過程, 形成了近代計量的科學體系。
四、中國現代計量的發展
1966 年5 月, 中國開始了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 各行各業受到了嚴重沖擊, 各種規章制度蕩然無存, 計量管理因其具有的強制性特征, 所受沖擊尤為厲害, 這使得中國計量發展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歷程。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 中國逐漸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時代, 中國計量也進入了它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期。新時代中國計量發展的重要舉措是向國際化和法制化的方向前進。1977 年, 中國加入《米制公約》, 成為當時米制公約組織的44 個成員國之一, 同年, 我國還參加了國際計量委員會(CIPM)和國際計量大會(CGPM)。從此, 中國同米制公約成員國在計量業務方面加強了聯系, 在計量科學方面進一步實現了與國際的接軌。這種接軌, 加快了中國計量的現代化。
在計量的法制化建設方面, 同樣是在1977 年,國務院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管理條例(暫行)》。這是繼1959 年國務院《關于統一計量制度的命令》之后我國以政府最高行政部門名義發布的另一個法令性文件。這一文件的頒布, 使得中國的計量管理實現了有法可依, 它意味著中國計量在法制化管理的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除了做到在計量管理方面有法可依之外, 我國政府還在促進計量單位的法制化、推行法定計量單位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其標志性成果是1984 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在我國統一實行法定計量單位的命令》。法定計量單位以國際單位制為基礎, 全面吸收了國際計量科學研究的成果, 它的發布, 標志著我國計量語言的真正統一, 也意味著我國計量單位與國際單位制的接軌有了法律意義上的保障。1985 年, 我國頒布了《計量法》(1986 年開始實施), 并于同年加入了《國際法制計量組織公約》, 成為當時國際法制計量組織50個成員國之一。《計量法》的頒布及實施, 標志著中國計量實現了它的法制化, 是我國計量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與國際計量的接軌和交流、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建立科學的計量技術管理和行政管理體系、實現計量科學研究的現代化, 是現代計量必不可少的重要指標。這些指標, 隨著計量法的頒布, 中國已經具備。所以, 從上個世紀80 年代中葉起, 是中國現代計量的形成和發展時期。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 隨著市場經濟時代的到來, 與計劃經濟結構高度適應的傳統的計量管理模式如何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 成了擺在廣大計量工作者面前的新的課題。解決好這一問題, 是中國當代計量面臨的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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